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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特点：
国家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
如，甲公司因所在地经济发展水平有限，环保管理能力较差，因此环保要求相对低下。[37]参见黄立：《民法债编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3页。
在立法技术上，一般只有总则篇才能规定各类行政处罚活动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概括来说，主要包括：第一，主观过错的否定规定。由于欠缺统一的行政法典，主观过错早已渗入到各类不同的立法文本中，呈现出一个十分庞杂的系统。若按一般人标准认定，甲有可能会被免责。实际上，该行为具有违法性，只是不对他处以行政处罚责任。
在过去的理论研究中，也有人认为旧法第3条就是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总标准，[4]但该条同样没有提到主观过错。[50]参见叶名怡：《重大过失理论的构建》，载《法学研究》2009年第6期，第79页。时至今日，各种方法论在宪法学研究中不再是各自为政的碎片化状态，基本形成了以解释学为根基的方法体系。
章程盟约强调了宪法的契约属性。新中国成立以来，宪法学话语建设受到了学界的重视，逐渐形成了以社会主义为内核的自主话语体系。所谓学科，就是指人们在认识客体的过程中形成的一套系统有序的知识体系。在此背景下，国法学逐渐为宪法学所取代，而以国法学为中介的宪法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从属关系也被相应削弱，宪法学由此摆脱政治学的束缚，确立了自身的学科主体性，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法学学科。
宪法学既是规范科学，也是实践科学，它与民法等传统部门法相比，具有更鲜明的价值开放性，无法回避规范背后的价值选择问题。与之相对，宪法理念作为前宪法或超宪法的理论抽象，代表了宪法学综合性的通理，构成融贯各项宪法原则的基础，具有相对稳定性。
随着1957年三大改造的完成，我国基本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三）历史塑造了中国宪法学的独特品格中国宪法学之中国不仅是一个表达主体性立场的空间概念，也是一个跨越了五千年文明史的时间概念。现行宪法序言一开篇就在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的表述中，勾画出了这一时间轴线上的历史国家形象。民国时期，随着《临时约法》以及后续制宪实践中多部宪法草案与文本的相继出现，宪法学的研究对象日益丰富，学术积累逐渐深厚，在宪法学方法论的运用方面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并在总体上形成了宪法解释学、理论宪法学、宪法史学与比较宪法学四方并立的格局。
还有学者根据中国宪法学基本范畴与方法学术研讨会的实证材料，指出宪制、立宪主义等十项高频范畴构成当前中国宪法学研究的主流概念。悠久的历史构成了中国作为国家、文明之内在属性，并在正当性基础方面塑造了中国宪法有别于他国宪法的独特品格。然而，当前中国的宪法学研究以规范主义为主流，未能充分重视历史主义的研究进路。一般而言，围绕它的学术建构应当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的分析框架中展开。
不过，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实践问题渐趋复杂，域外理论与中国实践之间的不对应性日益加深，传统研究范式愈发难以为继。其中，学术体系是知识体系的核心，包括以宪法为起点的概念体系，以立宪主义为内核的原理体系和以解释学为根基的方法体系。
它不仅从主权在民的维度为主权原则指明了发展方向，从立宪国与法治国相等同的维度为法治原则塑造了建设目标，同时奠定了基本权利保障原则与权力制约原则的理论基础。因此，宪法学研究需要引入阶级分析、政治哲学等观察视角，以更好地发现中国的根本法及其政治品格，进而奠定中国宪法学概念体系、原理体系的正当性基础。
而在所有学术制度中，课程体系与科研体系是支撑学科建设最为重要的支柱。二、中国宪法学自主学术体系的基本构造学术体系是知识体系的开端。国际团结、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分别代表了不同时期新中国宪法关于国际和平的话语凝练，并在各自时代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国际传播，为我国的国际交往争得了主动权与话语权。这一局面一直持续到20世纪二十年代末。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不仅难以形成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而且解决不了我国的实际问题，并鼓励学界要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这一点在科技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
它代表了对不合理的不平等生活条件的批判，以及将这种不平等向更平等的方向的修正。（二）中国宪法学学科建设的体系化宪法课程的出现奠定了宪法学在中国的独立学科地位。
在中国，立宪主义原理可解释为宪法根本法属性的学理化、价值化。它不仅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为中国抵御侵略、坚持抗战争取到了广泛的国际支持，也被新中国确立为国际交往的行为准则，并影响了国际法原则的发展方向。
中国宪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生成、发展与不断完善离不开历史向度的学说史的深入研究。1981、1984年，司法部与教育部相继在教学方案中将宪法课程调整为宪法学。
在我国，宪法学话语体系不仅发挥着对内引领思想理论、公共舆论和社会意识形态，凝聚社会共识的重要任务，而且担负着对外提升中国宪法学的国际话语权，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功能。方法体系的完善是一门学科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继也上下一德，共保其国于治安。例如，美国宪法的正当性源自其序言中被圣格化的我们人民。
自宪法概念传入之初，国人就已经意识到了宪法在对内方面所具有的共识凝聚与价值整合功能，强调它通上下或合上下的作用。与其他学科相似，宪法学的方法体系，是推动宪法学生成、发展与成熟的各种研究方法，进行类型划分而形成的内在逻辑统一的整体。
在此基础上，还有一个如何建构的问题亟待进一步解答。当社会的存在空间被挤压，国家过度介入个人生活，可能导致的结果是国家、社会与公民个人之间出现非理性对立，个人无法防御国家的伤害，国家也不能抵抗非理性的社会的冲击。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这两种维度分别构成了同一知识体系的不同侧面，虽相互独立，但也具有一定的吻合性，此即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后者则注重从实然层面对规范性的宪法学理论进行历史梳理与考察。
一方面，部门法研究愈发关注宪法问题，颇具自发性地将议题引向宪法，出现了部门法向宪法提问的态势。彼时，新中国经历了最初五年的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分子与恢复国民经济等斗争，结束了长期混乱的局面，实现了国内和平与空前的团结统一，为社会建设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不过，一个新的问题接踵而至：为了顺利推动中国宪法学研究步入新阶段，中国宪法学的研究范式应当如何转型？时至今日，宪法学界仍缺乏基本共识。尽管这一君主立宪主义的呼吁在辛亥革命胜利后随即中断，但立宪主义原理却由此被继承了下来，并被不断赋予新的内涵。
1.宪法概念的变迁及其自主性受到欧陆概念分析法学与中国训诂传统的双重陶染，国内学界早在宪法学说传入中国之初，就对何为宪法尤为关注。在中国，学界通常认为宪法概念是日本学者假借汉语宪法语词转译西语constitution，进而传回中国的和制汉语。
当代社会面临的很多宪法学命题，诸如福利国家建设、妇女权利保障、宪法与部门法关系等等，晚清民国以来的学术前辈们已做过不同程度的研究，留下了丰富的学术文献，但由于缺乏相应的历史思维与历史自觉，仍有学者还在进行着简单的重复性研究而不自知。据学者梳理，在中国宪法学学科史中，1897年设立的长沙时务学堂最早开设了宪法课程。
不过，我国的宪法学话语尽管成为凝聚社会共识的重要价值枢纽，但在国际交流中并未受到其他国家的重视，仍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随着中国学界在日本学说的影响下主动选择宪法而非其他语词对译constitution，这层根本法的内涵自然就成为了中国宪法学界在不同历史时期理解、界定宪法概念的一种共识性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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